甲骨文的由来（甲骨文的由来故事）

原标题：甲骨文从何而来？比它更老的文字有吗?

王宾中丁·王往逐兕涂朱卜骨刻辞新华社发

商人这样占卜

在甲骨上钻孔

根据被火烧后甲骨的裂纹进行占卜

把甲骨放在火上烧

把占卜结果记录在甲骨上

图片来源：《中国历史地图》

宰丰骨匕记事刻辞新华社发

仰韶文化陶器碎片上的符号

大汶口文化陶尊

丁公陶文

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刻画符号

陶寺朱书陶壶

盛行于商代的甲骨文，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按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相当成熟”之前，起码还应有一个比它更早的“初步成熟”的发展阶段。

比殷墟更早的郑州商城有无甲骨文？

甲骨文溯源，要从更为久远的时光深处寻觅。

提到安阳殷墟，许多人会联想到郑州商城，前者是商朝后期都城遗址，后者是商代早中期的都城遗址。而就在这个联想中，一个疑团开始萦绕在人们脑海：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名满天下，却很少人知道郑州商城有无出土过甲骨文。同处于商代这条时间线上，甲骨文之前的链条难道出现了断代？难道甲骨文是“天外来客”带来的？

殷商甲骨文已经是比较完整的文字体系，具备了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汉字之“六书”（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假借、转注）原则均有体现。显然，甲骨文不可能是商代后期突然出现的，在它的前面必然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关于殷商甲骨文横空出世的猜想，只能说是脑洞大开,但消除这个疑问，还要依靠严谨的考古学。

那郑州商城有无出土过甲骨文？

1953年，考古工作者在郑州二里岗发掘出土了两片刻着文字的字骨。其中一片牛肋骨引人注目，骨的两端残缺，骨片“有十四处经过刻工，刻字较小屯甲骨文字稍浅而略粗”，表现出原始的契刻特点，被认为是发现最早的甲骨卜辞。

《郑州二里岗》发掘报告，也已经摹出11个字。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维明曾撰文指出，这片牛肋骨刻辞上出现的“乇”字，应是殷墟卜辞“亳”字的较早的写法，或者说是殷墟卜辞“亳”字的早期省文。他认为，这个“乇”字的发现，为邹衡先生的“郑亳说”提供了商代文字实证。

对于郑州商城有无带字的文物出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对大河报记者说：“郑州商代遗址二里岗文化时期已经发现了文字，而且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年代明显早于安阳殷墟的甲骨文，是用毛笔蘸朱砂写在陶器上的文字，目前这种朱书文字发现有20多个”。

顾万发的观点正是来源于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等重要考古发现。在郑州西北郊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器中，以书写有朱书文字的陶缸最具代表性。这种用朱砂作颜料书写的文字数量虽然不多，但多数文字保存完好，字迹较清晰。

主持过郑州小双桥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的宋国定教授认为，在陶器上书写所用的颜料使用了朱砂并可能掺入了黏合剂，质量较高，同时从流畅的线条、优美的字体结构，可以看出当时的文字的使用已经比较成熟。

他说：“从字形、笔画、结构及表现手法分析，朱书文字是与甲骨文属于同一系统的商代文字，尽管象形文字较多，但与殷墟甲骨文存在着明显的承袭关系。同时，小双桥朱书文字还具有一定的原始性，以单体字为主，少见多字组合而成的词组或句子。由于这种缸类陶礼器仅发现于祭祀区的地层和遗迹中，也说明这种现象尚未推行到民间。”

依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测年数据，郑州小双桥遗址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435年-前1412年。而安阳殷墟的时间跨度，大致为自公元前1319年第20代商王盘庚迁都至殷，到公元前1046年帝辛亡国。文字的成熟程度与年代的先后之间显然存在着某种关联。

再一比较，问题又来了：安阳殷墟出土了大量甲骨文，为何郑州商城没有如此大规模的集中发现呢？顾万发推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依然沉寂在郑州这片土地之下等待着后人发现，一种是随当时的商代王室迁徙时携带走了。

除了时间的长度，在空间的广度上，考古人员也带来了新惊喜。2003年，在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也发现了有文字的甲片。这次商代卜辞的发现，被认为是甲骨文史上具有界标意义的重大发现。

种种实证摆在面前，可以说，殷墟甲骨文之前，经历过漫长的发展演变，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最早的中国”二里头已有“原始文字”？

沿着时间的长河，从商代晚期殷墟“码头”出发，经过商代早中期的郑州商城，继续上溯，我们将走进“最早的中国”——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文化或夏代有没有文字？这是学术界探讨已久的问题。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即认为，我国在夏代初年就有文字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杜金鹏根据目前的资料，认为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有了表达一定思想意识的语言符号，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

杜金鹏发现，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有一些古器物的象形字，其中有的显然是当时流行器物的象形字，有的则在当时找不到相应的器物。

他注意到，商代甲骨文中有的“爵”字，所摹形制的爵，显然应是二里头文化或至迟是二里岗期商文化的爵，而在商代晚期已不可见。也就是说，这个“爵”字很可能是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就创造出来了，一直延续到了商代晚期。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还有其他的古器物的象形字，应该是摹仿了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期商文化的有关器物，极可能是二里头文化时期即已产生的文字。

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过许多“刻画符号”，这些符号，一般见于大口尊和卷沿盆的口沿上，系陶器烧成后在使用的时候，用锐器刻成的。在许多器物上，反复刻画的刀痕非常清楚。

在杜金鹏看来，说它们是装饰性的符号，显然不妥。考虑到这些符号所在的器物种类与位置，推测其中有的符号是用来做标记，大概这些陶器常在公共场合使用，做了标记可互相区分。但是，这些符号中有的确实应该就是早期文字，分别表述数字、植物、器具、自然景象。一些字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均可找到相同和相似的字。

而在陕西商县紫荆遗址所出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器上，也发现了陶文，说明当时的文字也在较大的范围内通行。

那为何二里头文化，至今尚未发现可以确认的成篇文字？杜金鹏揣测其缘由，一是当时能认识、掌握文字的人很少，王室典册又埋藏在特定地点，很难发现；二是受文字载体质料及埋藏环境的限制。

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就曾指出：“卜辞中的殷代文字，是流传下来最古的文字。在它以前的文字是有的，但还没有发现像卜辞那样完善的。武丁卜辞中的文字代表了定型了的汉字的初期，并不是中国最古的文字。在它以前，应该至少还有五百年发展的历史，也就是说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世纪已经开始有文字了。”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夏商周年表》，夏朝约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

早在商代就有了毛笔、竹简？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文字载体和书写工具。如果你来到殷墟博物馆，在甲骨文展示区域，或许会对一件特别的文物产生兴趣：朱书玉戈。

这是一件白色的兵戈形玉器，但上面竟然隐约可见几个淡红色的文字。据专家解读，玉戈上的字表达的意思是，某人在兆地抓了一人，进而献俘或献器于上级。

不过，让你兴趣盎然的很可能不是文字的内容，而是文字的载体和书写的工具。因为讲解员的一席话，可能会打破你的固有认知：这件文物说明，商代文字已经非常成熟，甲骨文并不是商代文字的全部，当时社会生活中，人们在其他场合使用文字比甲骨文要丰富得多。

玉戈上的字呈红色，说明它是用笔蘸着朱砂，先写上去然后再刻的，写字的笔很有可能就是毛笔。

毛笔？你没有听错，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打头的毛笔，尽管目前发现的最早实物，是出土于长沙市左家公山的一座战国楚墓，但更早的使用，或许能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甚至更早。

古文字学家王蕴智告诉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商代及更早之前的文明阶段，就已经使用毛笔了。在殷墟发现的甲骨上，还有少数用朱砂写成但还未刻的文字。顾万发也表示，郑州商城出土的朱砂文陶器，便是用毛笔类的工具写上去的。

而在对殷商甲骨文书写方式的研究中，学界还产生了“先书而刻”“不书而刻”“小字不书而刻，大字先书后刻”等不同观点的讨论。

其实也不必感到惊讶，早在史前时期，从河南仰韶及西安半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彩陶，上面的花纹、符号，都必须用软的毛笔才能画成。

更为吸引人的观点是，是否商代就有了竹简？

王国维早在《简牍检署考》中，就说过：“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时隔近百年，他发出的问号，依然难有一锤定音的回答。

对于商代是否已有竹简，学界声音并不统一。其中就有专家认为，甲骨文主要用于占卜，在当时，写简牍或许比刻甲骨文更频繁。

《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古文字学家王蕴智举例说，甲骨文中就有“典”和“册”字，是简牍的象形，如穿起来的竹简，“在殷墟时应该也有写在竹简上，但由于竹简竹木容易腐烂，年代久远保存困难，所以不容易有实物发现，而写在甲骨上的保留了下来”。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还把甲骨文看作当时的一种比较特殊的俗体字，也就是日常使用的简便字体。

但无论如何，将文字书写于甲骨之上，是历史之幸。

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在《夏文化研究论集》序中有过这样的表述：“甲骨文能被发现，是由于殷商时人们有用龟甲兽骨占卜的习俗，并且有在所用甲骨上契刻卜辞的行为。对于殷商这样的文化来说，这种习俗行为实在是特例，并没有出现的必然性。可以设想，当时用其他材料来占卜，或者占卜后把卜辞记在竹木质的典册上，那么卜辞便不会保存下来。我们知道商代是有竹简的，但简的实物迄今未能发现。夏代的情形也许正是这样，尽管有文字，却没有多少能传留至今。”

不止一个仓颉颉？

百溪汇川，大江大河的上游，往往支流众多。古文字的演变规律，或许也因循此道。

王蕴智先生在《中原地区与汉字体系的早期形成》专论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大地上，远古先民曾经走过了从结绳记事、符号记事到发明文字的漫长历程。在不同时空、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许多富有生命力的符号，有的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瞬间浪花，有的则可能融会到汉字产生的主流道路上来。

来，不妨从距今七千多年前的贾湖刻符开始一番回顾梳理——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裴李岗文化龟甲上，发现有契刻的“符号”。

仰韶文化陶器上有多种“符号”，它们都可看做是文字起源的兆头。

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多种“符号”，有人说是“族徽”或“神徽”，也有人认为是文字。

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陶片上，发现刻有排列有序的11个文字。

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寺文化晚期陶壶上，一个有朱书的“文”字，从字体结构上看与甲骨文几无差别。

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晚期陶片上，发现一个刻上去的字，有学者释读为“共”。

浙江平湖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原始刻画符号，被古文字研究专家认为是一种原始文字。

…………

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对世界的反映是“探照灯”式的，而不是“镜像”式的，更何况历史。考古发现将文字成长的一块块碎片串联在一起，虽然难以汇出一幅完整拼图，却已能感受从刻画符号到文字，从象形文字到会意文字的整体演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文字与符号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因而在考古发现的报道中，对于遗址出土的和文字相关的文物，常会有“将中国的文字史向前推了多少年”这样的表述措辞。

当然，不能将上述所有的发现，都视为甲骨文的源头。正如王蕴智先生所说：“今天看来，中华文字的起源与演进过程并不是一条单纯的主线，发明文字的人物也远远不止一个仓颉。”

同时，他也指出，近百十年来，作为黄河流域中游的广大地区，地下出土的古文字门类齐全，资料丰富。

“所有这些无不表明，位于黄河流域中游的广大地区与汉字文化渊源的独特联系。作为华夏历史文明标志之一的古汉字，最早应是在黄河流域尤其是在中原大地上孕育成熟并被世代传承。”王蕴智说。

来源：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张丛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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